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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恐惧中国转型称过早去工业化很危险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董事总经理屈宏斌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能够取得如今的经济成是靠什么呢？靠得是听起来没什么新意的工业化路径。纺织、钢铁、汽车、制造业在传统的工艺和行会制度破灭之后发展起来，推动农业社会转型为城市工业化社会。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制造业就业的份额最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45%左右，然后下降到略高于30% ，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初，之后开始急剧下降。目前制造业占全部劳动力数量略低于10 %。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均经历过工业化之后再去工业化的类似循环。比如美国，制造业在十九世纪初占全部所雇劳动力的不到3%。到二十世纪中叶25-27 %后，去工业化开始，制造业近年来吸纳的劳动力不到10 % 。瑞典的制造业就业在6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33%，之后下降到百分十五以下。德国，通常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中最强的制造业经济体，其制造业就业人数1970年左右达到高峰的接近40 % ，之后一直在稳步下降至今。正如哈佛大学的RobertLawrence所论述的，去工业化现象很常见，而且早于最近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

发展中国家中，仅有少数几个东亚国家得以效仿这一模式。得益于出口，韩国的工业化发展迅猛。随着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50年的低于5%上升到1989年的高点28% (之后已经下降了10个百分点)，韩国在三十年时间里走完了早期工业化国家要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完成的过程。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过程缓慢，而且去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也大大提前。比如巴西和印度，这两个新兴经济体在过去的十年左右表现相对好。其中巴西的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间变化微乎其微，仅从12%上升到15%。自从1980年代后期，巴西已经开始去工业化，而最近的经济增长表现也未能阻止或扭转这一进程。印度的情况更加惊人：制造业就业人数于2002年达到高峰，即13 %，之后一直在下降。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其增长轨迹中这么早就发生去工业化？一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可能是全球化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使得像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与东亚的制造业强国无法同台竞技。但是，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加剧应不是关键。因为事实上，东亚各国也同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比如中国。鉴于其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我们惊讶地发现制造业就业的份额不仅水平较低，而且还一直在下降。当然不排除中国统计数据有问题这一怀疑，数字显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约15 %，之后一直低于这一水平。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目前其大部分的劳动力仍然在农村。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现在找的工作主要在服务业，而不是在工厂里。很显然，新近崛起的制造业出口国如越南和柬埔寨，都不大可能达到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和德国当年的工业化水平。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水平相对低的时候就在向服务型经济转化了。当年美国，英国，德国和瑞典开始去工业化的时候，人均收入已经达到9,000-11,000美元(按1990年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人均收入还在远低于这一水平时制造业已开始萎缩：巴西的去工业化开始于5000美元，中国3000美元，而印度2,000美元。学术界对于过早去工业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在经济方面，很显然，过早的去工业化阻碍增长和延迟与发达经济体的接轨。制造业我称之为“自动扶梯产业”：在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一种倾向，就是向前沿收敛，即便所在经济体的政策、制度和地理条件均可能构成对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阻碍。这就是为什么快速增长历史上一直与工业化相关联的(除了少数小国经济体与自然资源禀赋特别优裕的国家外)。工业化的空间缩小几乎肯定意味着未来的增长较少奇迹发生。过早去工业化社会和政治后果相对难以预测，但却是同样重要的。持久民主的不少基石实际上是持续工业化的副产品：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有纪律的政党，以及左右派之间有组织的政治竞争。妥协和折衷的习惯是从工厂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历史中成长而来的——主要是从生产车间的斗争中打出来的。而由于过早的去工业化，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未来民主以及国家治理的前进道路将与以往不同，方向未知，且这一路径很可能是崎岖不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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